刘亚东提出问题说：“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核心技术亟待攻克?是否有一些共性原因阻碍了我们攻克这些核心技术?”他的答案是三点：“第一，缺乏科学武装；第二，缺乏工匠精神；第三，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
我认为，他说的三点也的确是阻碍科技发展的原因，但是他说的是技术层面上的因素，还不是主要的共性原因。
要找根本的原因，必须分析现状背后的“所以然”，必须追踪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
请允许我先简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科院的科技发展的历史：
一) 1956年，中央政府为了系统地引导科学研究为国家建设服务,开始着手制定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坊间称“十二年规划”)。集中了几百名专家学者参加规划编制工作。最后阶段，周恩来总理邀请钱学森负责规划的综合组，综合各方面的建议，最终形成《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综合提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喷气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等12个重点任务；并对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等8个基础学科做出了系统的规划。规划还提出了1956年的4项紧急措施。
钱学森1955年回国以后，联手钱伟长创建了力学研究所，接着钱学森等按“十二年规划”，在中科院内部倡议建立了其他几个新技术研究所，即：原子能所、计算机所、半导体所、电子所和自动化所等。
二) 但好景不长，紧接着在1957年，展开了整风反右运动。力学所的副所长钱伟长就因为提倡“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分子。当年协助钱学森创建力学所的得力助手朱兆祥也因为去探望副所长钱伟长而被打成“反党分子”。力学所从此，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等历次政治运动中，科学家人人自危。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名存实亡，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也没有为实现规划要求的发展高新技术和基础学科而开展扎实的研究。
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0年的结果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科学的命，文革中中科院131位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被打倒，229人遭害致死(据《学习时报》2009年9月29日第3版)，其中就有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先生。
四) 在文革中，周培源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篇5000多字的阐述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文章，同时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提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三点建议。周总理在这封信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基础理论研究很重要，并告诫人们对于基础理论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不要像浮云一样，一吹就过去了。后来的事实说明，基础研究就像云一样，一吹就过去了。
五) 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制定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表彰先进人物，奖励优秀研究成果，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全国上下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常轨道上来，改革开放开始起步。
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了讲话，热烈地欢呼说，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他说，科学是讲求实际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同时，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才能发展科学……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他祝愿老一代科学工作者老当益壮，为我国科学事业建新功，为造就新的科学人才做出贡献。
六) 全国科学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同时还制定了《科学研究主要任务》、《基础科学规划》和《技术科学规划》。
七) 赵卢之争：1981年5月，卢嘉锡在学部委员大会上当选为中科院院长。这是迄今中科院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民选院长”。卢院长为中科院的改革和建设倾注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推动科学院从行政领导为主向学术领导为主过渡，实行所长负责制；对科研工作实行分类管理，创立了开放研究实验室制度；同时多方开展横向合作等。尽管他努力组织科技人员到生产实践中寻找科学研究课题，但是还是遭到赵紫阳总理的严厉批评，说中国科学院没有进入国民经济主战场。
卢嘉锡不畏强权，据理力争地辩说，我们进了主战场，但是，不是你说的主战场。中科院的主要任务是科学研究，寻求科学规律，撰写科学论文;我们不是产业部门，不生产产品。在卢嘉锡的心目中，完成《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基础科学规划》和《技术科学规划》是中国科学院的主要任务。反观此前三十年的历史，中科院一直在上级“急功近利”的主导下，帮助产业部门解决一些零碎的技术问题。《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都不了了之。
八) 既然中科院院长不听总理的指挥，那换院长是简单的办法。接下来的三任院长努力寻求中国科学院的出路。
九) 80年代晚期，中科院领导考虑到中央的财政困难，说要学习中央推出的“一国两制”，中科院实施“一院两制”——“以开发养科研”，发动和鼓励各个研究所兴办了许多公司。同时，把全院的“技术系统”也解散了。